主持人：本报记者 杨明 嘉宾：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院长马晓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康荣平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邱明国富创新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北京大学MBA管理咨询协会高级顾问李建立 　　主持人语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求发展。到今天，走出去呈愈演愈烈之势，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纷纷热衷于到国外寻找商机。 　　据悉，宁夏工商部门前不久还下发文件鼓励当地企业加快走出国门的脚步。尽管他们已经考虑到进入国际市场的风险，也了解先前进军海外市场的宁夏企业大分已濒临破产的事实，但该区有关领导们还是对他们走出国门这步棋充满信心。 　　原三九集团总裁赵新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经指出，虽然三九的品牌曾经立到了美国最繁华的地带，但企业走出去实现跨国战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海外常常孤立无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企业只有激情是不够的，更多的是要如何思考参与全球合作的规则。 　　我们看到，一边是各地方政府号召企业走出去，而另一边又是大量不成功的走出去案例。我们的企业有没有必要都走出去？为了能更清晰地寻找到答案，记者最近采访了一些专家和学者，一起探讨、思考中国企业向海外的全球化之路。 　　马晓野：没有政策扶持对外投资效果大打折扣 　　《中国工业报》：你曾经先后在海关总署和原外经贸部及海外工作过，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屡屡碰壁的情况下，是否还需要走出去？ 　　马晓野：中国企业需要走去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目前情况下，最为紧迫的则是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出台对外投资政策，并有较完整的一套政策手段，对企业走出去加以引导和支持，否则企业走出去将仅仅是一句空话。 　　《中国工业报》：你认为中国企业是否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 　　马晓野：这个问应该从企业和国家宏观经济两个方面来看。 　　从企业方面看，首先是中国已经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有超出目前国内市场容纳能力的生产能力；其次是对外依存度增高并且表现出长期的趋势。这两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要求企业走出去。 　　从国家宏观经济方面来看，据有的经济学观察，一个国家如果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那么这个国家就开始对外投资了。我们国家一些地区的经济成熟度已超过了这一水平，但这只是表明具有这样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就需要走出去。 　　当然，企业走出去还涉及到国家如何合理利用外汇储备的问题。 　　《中国工业报》：你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马晓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但我国的外汇储备有三分之二是用到国际市场上进行保值、增值性投资。企业走出去需要资金配合，但国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对外投资政策和支持手段来引导扶持企业向海外投资。现在国家鼓励企业出去，是在没有一个总的、明确的对外投资政策的情况下的一种应因之策。没有总的对外投资政策就没有系统的政策手段来帮助企业正确投资，对外投资的效果就自然大打折扣了。 　　《中国工业报》：对外投资的政策手段都有哪些？ 　　马晓野：政策手段包括外汇审批、贷款、投资象、国家政策法规环境的咨询与调研、市场信息、鼓励扶持办法等。我国在这些方面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的部门规定，国家并没有系统、明确的政策，这就使我们的很多企业在海外发展很被动。 　　《中国工业报》：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走出去都有哪些教训？ 　　马晓野：我给你举个子，中国华源集团是以医药制造业和纺织业为主的上市公司，它在加拿大的投资纺织业项目就很难成功。可以说华源集团在走出去之前把许多因素都考虑到了，就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内TPL（纺织品业绩水平———一种变相配额）的限制没有考虑在内，结果产品不可能大量进入美国。这是一个调研不充分的例子。 　　另外我再说个监管不到位的例子，大概是在上世纪亚洲金融风暴前，中国化工美国公司、五矿集团下属公司、中信上海公司国际商品部、联合石化这四家公司卷入了泰铢衍生交易风波，亏损很大。这些案例和最近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有类似的地方，都是有权进行黄菲诨踅灰椎墓司，都属于超越经营授权，涉足不熟悉或者不允许经营的金融衍生交易领域。进行这类交易造成损失，国内母公司如果不知情，就属监管缺位，如果知情，则也应负有滥权的责任。 　　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企业的经验教训同样值得我们反思。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挥诙シ宓氖焙颍大量日资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其中一大批企业到美国投资房地产等，由于政府对这些企业没有引导和扶持，投资损失巨大。 　　从这些例子来看，我们企业在海外发展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针对国企治理特点的严格监管，也需要政府庞大的海外派驻机构对企业提供切实的晃瘢否则响应号召走出去的企业就会铩羽而归。 　　邱明：切忌跟风作秀海外华人值得任用 　　《中国工业报》：现在经济学家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看法各有不同，请谈谈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邱明：我国20多年的对外开放是从引进来起步的，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桓重要的是培育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在目前这种国际国内大环境下，我们不仅要在引进来方面继续下功夫，还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参与国际化竞争。 　　《中国工业报》：你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义在哪里？ 　　邱明：走出去的现实意义可以从宏缓臀⒐哿礁霾愦卫纯础４雍旯壅铰愿叨壤纯矗走出去既是国内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关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自身安全的大事。 　　从微观方面来看，走出去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中国一批优秀的企业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后，积累了较为充裕的资金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煌时国内先后兴起了三次企业并购浪潮，参与其中的国内企业，在资本运营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走出去实施跨国并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形势下，国内企业已经不再满足于原来在国内与外商合资搞企业，和发挥劳动密集型优势的产品走出去的低层次国际化方式了。 弧　吨泄工业报》：中国企业走出去后的经营情况如何呢？ 　　邱明：从实践来看，国内一批走出去的先行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发达国家设厂，从而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绕开贸易壁垒，降低运费成本，抢占国外高端市场，可谓一举多得；到落后国家设厂，降低劳动力槐荆锻炼国际化管理团队，获得国内短缺的各种资源，开辟广阔的销售市场，也算收获颇丰。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并非所有的企业都适合走出去，走出去应该是在内外兼顾、审时度势基础上的战略选择，而不是盲目跟风地作秀。 　　《中国工业报》：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何灰椋 　　邱明：目前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一大批出国留学、出国定居的中国人。他们既有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有国外生活、工作的经历，具备了跨国经营人才的基本素质条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应该注意利用这类华人，以克服走出去的人才瓶颈和文化差异。 　　李建立徽铰孕越入才是国际化正确路径 　　《中国工业报》：与一般的专家学者不同，你还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对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一定有独特的看法。 　　李建立：我想可以用三句话简单地概括：一是中国市场是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的首要市场。二是中国企业战略性进入患适谐。实践是标志。三是通过并购走向国际化，文化整合决定并购成败。 　　《中国工业报》：你认为中国市场是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的首要市场，这是为什么？ 　　李建立：当我国的企业把走出去作为迎接跨国公司挑战的战略时，跨国企业已经挺进中国市场。尽管国内国外企业间痪赫最终在全球实现，然而对于正在成长的大多数中国的中小企业而言，国际化的竞争首先在中国国内市场实现，因为外国企业与资本已经将中国市场纳入其视野并作为一个战略重点。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中国市场的竞争将更为激烈，认识这一市场的构造并培养相应的理念无疑是灰翟谥泄市场生存、竞争、开拓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工业报》：现在大多数中国企业在选择走出去的路径时往往很茫然，并在走出去以后没有获得预期效果，你认为中国企业该如何进入国际市场？ 　　李建立：从我国企业的实践看，进入国际市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战略性进入灰恢质钦绞跣越入。战术性进入比较单纯，就是卖产品。而战略性进入不仅仅为了销售现有的产品，还要把它的工业产权等打入这个市场，形成产品品牌、企业形象效应等。 　　我国现在已有不少企业开始涉足国际市场，但大多数停留在战术性进入的层面，而战略性进入才是真正意义上还际化之路。跨国公司的成长历程印证了战略性进入国外市场的有效路径就是并购。 　　《中国工业报》：中国企业走出去后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很多专家学者也经常谈到文化方面的问题。你为什么说文化整合决定企业跨国并购的成败？ 　　李建立：在通过并购走向国际化的过程唬中国企业并购国外企业的最终要素是文化。 　　从现象上看，企业并购是资本、技术、商品与管理的融合，而其深层次本质则是双方文化的撞击、冲突、融合与吸收。这条规律应该成为我国企业战略性进入国际市场的战略意识。众多的研究机构、咨询公司通过调查得到一致而惊人的发唬翰⒐喊傅氖О苈矢叽60%，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并购后文化整合不利。从这个意义上说，TCL的欧洲延伸、联想的并购IBM的PC部门等都还有很长的路走。 　　实践证明，一个成功的并购者并不是简单地用自己的企业文化去改造被并购方的文化，实际上，在被并购企业中最终形成的常常是两个企业文化的混合体。 　　康荣平：跨国化是大中型企业最好的发展之路 　　《中国工业报》：现在中国有很多企业在走出国门后遇到了很多问题，投资发展的效果很不理想。你如何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这个战略选择？ 　　康荣平：中国的企业早就应该走出去了，而不是说今Ｓ行┢笠底叱鋈チ宋颐遣呕赝房凑飧鑫侍狻Ｎ矣Ω檬侵泄最早研究中国企业跨国化问题的人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就已经有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像万向、海尔等等。在今天看来，他们的决策无论是从企业角度还是对后来的企业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工业报》：Ｈ绾纹兰哿想收购美国IBM的PC部门这一行动？ 　　康荣平：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已经到来的今天，联想通过此次收购实现了全球化发展的战略规划，这固然值得肯定，但联想的脚步还是慢了。联想很早就在海外发展了，但没有在海外发展壮大。现在联想的赢利只是局限于国内，如果抛开国家对联想的一些支持，联想的利润很低，所以我对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的事情并不表示乐观。 　　《中国工业报》：据了解，你认为跨国化是新时代的企业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有人认为跨国化问题只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种形式。你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康荣平：现在世界各大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加大，很多跨国公司通过其海外机构向各国市场生产发送的货物已超过世界出口贸易的总量，这就意味着原来单纯的由国内生产然后再出口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居第二位。 　　在国际化生产的今天，企业只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调配才能达到最优。蠊化已经成为企业生存的一个前提条件，而跨国公司也已成为当代大企业生存的一般形式。中国的企业同样不能例外，这是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目前，中国之所以出现一大批亏损企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最好跨国化，不然容易消亡，这就是中国大中笃笠档那熬埃 　　《中国工业报》：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最大障碍在哪里？ 　　康荣平：我认为障碍有很多，但体制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是最主要的问题。企业走出去需要有一定的人才储备，像TCL并购法国Thomson公司后在全球进行人才招聘，我不能说这不好，但它传递给我们笮畔⒕褪荰CL人才的匮乏。还有联想，在收购IBM后还要任用原来的CEO，这足以看到我们的国有企业在参与国际化之前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体制问题。 　　《中国工业报》：你认为国家政策在哪些地方需要加强？ 　　康荣平：国家应该首先在金融方面多做些努力，包括外汇管制、企业贷款、海外投资保险等等这些金融性政策都应该尽快完善。其次政府有关机构应该为企业提供投资国有价值的商业信息与咨询服务。